导读：最新一期《大西洋月刊》正式出刊，本期封面文章是《女人无法拥有一切》。几十年来众多女权主义者宣称女性可以同时拥有完美的家庭和成功的事业，而美国前国务院高官安玛丽-斯劳特的经历表明，至少现阶段，对女性而言鱼肉熊掌仍然不可兼得。

成为国务院第一位女性政策规划部主任后，我天天都要和各国政要打交道。一个周三的晚上，我参加了奥巴马总统夫妇举办的招待晚宴，而我满脑子想的确是我的儿子，现在他有各种恶习：逃学、不交家庭作业、数学成绩不及格。整个夏天，我们很少说话，或者说他很少和我说话。好几次当我要参加重要会议的时候，我接到了来自家里的紧急电话要我赶紧回家。丈夫负责照顾两个儿子，他总是尽可能支持我的工作。除了紧急情况外，我一般只有周末才回到位于新泽西普林斯顿的家。

一天我去一位白宫女性高官的家中做客，她也有两个儿子，住在加利福尼亚。我和她抱怨不能陪在孩子身边的痛苦，并说：“当任期结束，我要写一篇文章，名字就叫《女人不能拥有一切》。”她惊呼到：“你千万别写。”她的意思是如果一个成功女性说出这样的言论将对年轻女性产生恶劣的影响。随后我们岔开了话题，但是我意识到，一直支撑我事业前行的女权主义思想开始发生了动摇。我曾认为如果我能在国务院或者白宫做我喜爱的工作，我会尽可能的多干几年，可是2011年，当我2年的任期结束后，我迫不及待的离开了那里。

很快各种困扰纷至沓来。人们问我为什么离开政府，我回答不仅仅是因为普林斯顿大学的规定(离开2年就要失去教职)，还因为我想和家人在一起(又想当政府高官又想陪两个儿子是不可能的)。我没有成为家庭主妇，作为普林斯顿的教授我依然忙碌，但是一些和我同龄或比我年长的女性还是不理解我的行为，她们有人表示失望，而有人充满了不屑，前者是觉得我离开华盛顿损失太大，而后者则坚称不会像我一样，她们不会放弃工作，而且自己的孩子以后照样有出息。

前一种反应认为我的选择即可悲又不幸，这已经很让我反感了，而第二种反应更是让我怒不可遏，这些人竟然诋毁我的教养以及对职业的忠诚。我突然意识到，我的人生应该是另一种模样：我应该继续是个女权主义者，洋洋得意的和高端人士交谈；当有人说为了家庭要选择轻松一些的工作时，我应该露出轻蔑的笑容并显得自己高高在上；我还应该告诉所有年轻女性，不管做什么工作，你都能兼顾事业和家庭。

今年春天我去牛津大学为40多位年轻人举办了一场讲座，向他们倾诉同时成为一个政府高官和一个母亲的痛苦，我告诉他们如果继续留在政府工作，我将无法履行做母亲的职责。学生们听的全神贯注并提了很多有意义的问题，一个女孩感谢我不是又一次宣讲“女人可以拥有一切”，或者是教育在座的女孩如何同时拥有事业和家庭，很多女孩都认为以后会做出某种妥协，而男人通常不会做出这样的妥协。

这些年轻人与我同龄人思想上的差距促使我写下这篇文章。即便家庭和事业之间的矛盾不可调和，我们这一代女性仍然奉行女权主义，可是现在年轻一代已经厌倦了这些说教，她们认为“女人可以拥有一切”并不现实。当然我仍然相信女性可以拥有一切，就像男性一样，我们可以事业家庭兼顾，但不是今天，不是在当前的美国经济和社会架构之下，而我过去三年的经历迫使我必须面对这个冰冷的现实。

在我为政府工作以前，我的全部精力都放在学术界：我是法学院的教授，普林斯顿威尔逊学院的院长。这些工作难度都很大，但我仍然可以安排好自己的时间，我可以照顾好孩子，同时顺利完成自己的工作。尽管我要经常出差但是我总能抽出时间陪伴自己的家人。作为上司，国务卿希拉里和办公厅主任谢里尔-米尔斯非常体恤下属。但我的工作仍然必须从每周一的早上4：20开始，我必须那个时候起床才能赶上5：30开往华盛顿的火车，然后工作到星期五深夜，在搭末班列车回家。在工作期间我异常繁忙，一言蔽之就是文山会海。我只能去24小时营业的商场购物，包括洗衣服、做头发以及购买圣诞礼物，我都只能在周末完成，而这些活动又必须穿插在孩子的运动会、音乐会以及家庭聚会之间。我比很多同事都幸运，因为每月可以有一天的额外假期。希拉里经常故意早上8点到，晚上7点离开，这样她的下属在早晨和晚上可以有更多的家庭时间。(当然她在家也工作到很晚)

总之，对于工作时间长，而且工作进度必须按照别人的时间表而定的人而言，不可能同时成为合格的父母又把工作做好。我意识到如果想要拥有一切，至少对我而言要视工作的性质而定，也就是说很多工作无法让你同时拥有事业和家庭，至少不能较长时间拥有。

不仅仅是我一个人意识到了这点，包括米歇尔-弗卢努瓦、凯伦-休斯和玛丽-马塔林等多位高官都为了家庭而放弃了公职。马塔林在辞职时曾说：“女人要想兼顾家庭和事业，唯一的办法就是能够控制自己的时间。”然而她们辞职的决定却让外界不解，在华盛顿人们总是认为“回去多陪陪家人”就是被解雇的委婉说法。一个人怎么会为了做父母的责任放弃权力呢？尽管每个政治阵营都高喊“家庭价值”，但是这种观点仍然在华盛顿甚嚣尘上并让生活工作之间达成平衡变得更加困难，而如果身处高位的妇女不说出来，现状就无法改变。

年轻的职业女性总是被和我同龄或者更长一些女性攻击，现在我越来越理解她们了。今年我在纽约做了一个讲座，一些60岁以上的妇女告诉我她们为我高兴和自豪，因为我成为了女性外交政策专家。一些人拿我和现在年轻女性的职业选择进行对比，责备这些女孩就是不愿意去取得更大的成就，还有一个不知道我换工作经历的人说：“这些女孩以为她们不能同时拥有事业和家庭。”

这次演讲以后，我和一些30岁的女性一起吃午饭，我的对面坐了两个活力四射的年轻姑娘，一个为联合国工作，另一个在纽约最大的律师事务所工作。她们很快就和我谈起如何在工作与家庭之间实现平衡的问题。其中一个说，她们所的女性合伙人或者高级管理人员都做了很大的牺牲，她们可能会为了生孩子停下来两年，但是之后就疯狂的工作来弥补那段时间带来的损失，这样她们只能见证孩子的童年，而无法看着他们长大。另一个女孩说，她所见到的成功女性都要雇佣全天候的保姆。很显然，她们不想要这样的生活，但是不知道如何在事业和家庭之间做取舍。

我们一直对年轻女性说“我们可以拥有一切”，现在看来尽管这不是谎言，但也并非完全正确。我们总是说能否拥有一切取决于妇女对其职业的忠诚度。这正是许多上年纪的女性对年轻女性不满的地方，她们不像从前的妇女那样对工作忠诚，富有牺牲精神。

然而除了生育，妇女还要面对其他问题。很少有女性能够达到管理岗位，女性领袖的候选人规模非常小，当像我们这样的人退出后，人数就更少了。Facebook的首席运行官雪儿-桑德伯格对此痛心疾首，她说：“190个领导人里最多有9名妇女，世界各国的议会里只有13%是女性，在大公司的董事会里只有15%左右是女性。”

缺乏忠诚就能解释这一切么？不可否认，身处高位的妇女对她们的工作都无比忠诚，但是如果仔细观察你会发现，这些女人基本都是超人。看看这些华盛顿的女官员：苏珊-赖斯，伊丽莎白-兰德尔以及米切尔-嘉文等，她们有的获得了罗氏奖学金，有的是哈佛最好的学生。如果拿她们做标准，任何人都会自愧不如。

另外身处高位的妇女，在家庭生活上也很少像男性那样美满。比如每一个男性大法官都有家庭，而三个女性大法官中有两个是独身，另外一个鲁思-金斯伯格也只是在她的孩子长大成人后才开启了自己的职业生涯，在国务院和华盛顿其他部门取得成功的女性也有相同的情况。

奥巴马政府里的女性非常少，我们辞职后基本都是由男性接替，而由女性接替男性工作的比例非常小。有研究表明，在政府、军界、学术界以及各种智库中工作的女性少于30%。80年代的时候，这个数字更低。那时大学毕业生中男女比例为1：1，当时我们相信以后管理层男女比例也是1：1，然而现在这个梦想破灭了。

桑德伯格表示这是因为女性缺乏远大的报复，可我不这么认为。我的一个非常有才能的女性助手这样告诉我，要想让大多数妇女在工作和家庭之间实现平衡，就必须让学校上课时间和人们的工作时间相匹配。大多数人的工作是种田而母亲在家照顾孩子的社会早已经不复存在，可是我们现在的体制确建立在这种社会的基础之上，社会变了，而体制却没变。

还有人说能否找到一个合适的伴侣决定女性职业的成败。前段时间，环境保护署主任丽萨-杰克逊为普林斯顿的学生做了一个讲座，有学生问她是如何在家庭和工作之间实现平衡的，她指指台下的丈夫说：“我的平衡之道就是他，虽然我的丈夫是普林斯顿的教授，但是他把家里打点的井井有条，不论是做饭、辅导孩子家庭作业还是送他们去上音乐课，大事小情孩子们都去找他。”总之她的意思就是只要丈夫把家照顾好，女人就可以没有后顾之忧，但我的感觉并不是这样。

尽管我相信男性和女性一样爱他们的子女，但是当意识到孩子因自己的缺失而造成伤害时，两性之间的反应会非常不同，男人会为了工作放弃家庭，而女人通常会为了家庭而放弃工作。即便进入现代社会，人们仍然普遍认为男性的首要家庭义务是养家糊口，而女性则是相夫教子。通常如果男性因家庭原因而顾公共利益于不顾，人们会指责这个人自私。男性领袖因为国家利益而牺牲家庭往往会受到人们的赞美，而他们的孩子也被要求接受舍小家为大家这个道理。

总之，有一个“得力”的丈夫确实可以帮助女性兼顾事业和家庭，但是这个条件并不充分。如果女性觉得辞掉一个需要经常出差的工作是正确的，她们就会继续这么做。

离开华盛顿后，我最大的收获就是明白了自己到底想要什么。我可以有更多的机会呆在家里，通过合理的安排工作，我有了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在一起。我希望在孩子离开家庭之前能多和他们在一起，在他们成长最关键的时期陪在他们身边。观看孩子的棒球比赛，听他们的钢琴演奏，为他们做早饭，一起家庭旅行，这些为人父母所作的简单的事情让我心满意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