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从哪个方面来看，《逃离德黑兰》都是一部典型的美式主旋律电影，而且是一部很好看的美式主旋律电影。它通过一个中情局特工解救人质的事件，在潜移默化中颂扬了特工的奉献和爱国精神，同时又表达了美国的自我价值观，那就是对生命（且不说是人权吧）的尊重。每个观众从一开始就知道这个任务一定会完成，但仍然期盼着看它是怎样完成的，当受困人员因得救在飞机上喜极而泣的时候，其惊心动魄之后的感染力跨越了国别和民族的差异，感动了所有的观众。所以，《逃离德黑兰》在叙事上让人不厌倦，在主题上让人不反感，这便是一部成功的主旋律电影的拍法。

一是题材的应景。电影大胆地选择了美国与伊朗之间的政治冲突题材，但并不是对当下局势的关照，而是对历史上真实事件的改编，这样便能避免引起伊朗人的反对。同时，电影只是利用了美伊冲突的背景，其真正讲述的是政治大环境下的一个小事件，而这个事件又具有浓烈的戏剧性。救与追的博弈在时间的巧合中营造了强烈的紧张气氛，能够迅速把观众的注意力引向对结果的期待，一步一步走向胜利。而这种商业叙事包裹下的政治题材又恰恰是奥斯卡颁奖季的热门，它在口碑上和票房上的成功也就水到渠成了。因此，这是一个便于制造话题、利于类型叙事和助于拿奖添彩的题材，能落在本·阿弗莱克这个多面手（表演、编剧、导演都能胜任）的头上，也算是将遇良才。

二是主题的讨巧。尽管涉及到美伊冲突，但《逃离德黑兰》并没有明确地表达自己的政治立场，它在批判伊朗革命军残忍暴戾的同时，也讽刺了美国政府在对外政策上的霸权，这样算是各打五十大板，不作黑白切割。它的思想重点是两个“尊重”：一是对中情局特工职业价值的尊重，为他们隐藏在光明背后的努力和信念作了一次正名。同时，主人公托尼也通过这个任务完成了家庭情感的救赎（但这一点明显有些烂俗，几乎所有警匪片里的主人公都或多或少地有情感危机）。二是对普通人生命的尊重，电影的主要线索是解救六名外交人员，为此中情局做了大量的工作，同时还要与上司的官僚主义做斗争。即使被上级叫停任务后，托尼依然决定带他们回国。在这个过程中，加拿大人的援助也起了重要作用，这算是对国际人道主义的一次颂扬。

三是叙事的激情。影片最出彩的地方就是对故事跌宕起伏状态和紧张气氛的渲染，这是通过一系列细节来展现的，并连续地铺展，不给观众放松的机会，一气呵成达到高潮。机场取票时，总统临时启动任务；革命军给好莱坞打电话时，接电话的人在最后一刻赶回家；通往飞机的车上，对司机发动车子的特写；飞机起飞与追兵恰好赶到的交错，等等。电影多次通过这样的惊险情节来制造戏剧冲突，并通过对人物表情的特写来传递内心的焦急。而在整体叙事上，电影有一个重要转折，那就是正当托尼要带人员离开时，美国政府命令他中止任务，在经过一番思想挣扎之后，他毅然决定回来继续执行任务。一个英雄主义的形象便在这个重要抉择中诞生了。这些都是典型的商业叙事的方法，通过细节变化来加快节奏，从而增强影片的可看性。

四是语言的繁华。影片是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为了展现这种历史真实，电影采用了当下影像和历史图景衔接的方法，在选用演员上也尽量接近原型，以突显出记录的性质。这个特点主要体现在开头的背景交代和结尾的演职人员显示，而在中间过程中多次用电视新闻的方法来潜入历史影像，这也是此类政治电影常用的方法。在语言上，电影多次用交叉蒙太奇，把被困的外交人员、美国政府和伊朗革命军的行为剪辑在一起，通过对比来展示不同立场人物的状态，以渲染激烈气氛。但是，电影并没有将喧闹一直持续到底，往往是在一场激烈戏之后，马上使氛围陷入冷峻和沉默，这种动与静的结合能够很好地协调观众的感受，以保持观影的延续性。此外，影片还加入了一些幽默元素，如对环球影业、好莱坞制片、及约翰·韦恩的好战主义的讽刺，特别是结尾，中情局特工在胜利之后说的“这不管我们的事”，显得落寞而无奈，同时也是一种自嘲，电影以举重若轻的方式让一个政治事件变得通俗而动人。

在今年的奥斯卡上，有三部政治类影片入围最佳——《林肯》《猎杀本拉登》和《逃离德黑兰》——前两部在格局上要比《逃离德黑兰》宏伟，意蕴也更加深厚，但是最终奖项却颁给了后者。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逃》的观赏性要高于前两部，它在商业叙事和主旋律叙事之间进行了完美的综合，故事急促紧张，毫无拖沓的痕迹，同时又弘扬了“以人为本”的主题，很能获得大众的共鸣。相比之下，《林肯》的个人表演和大量内景遮掩了整体的优点，题材也稍显陈旧，而《猎杀本拉登》篇幅太长，政治味太厚，格调太冷，催泪的效果不佳。因此，本·阿弗莱克的胜出既可以说是捡了个大便宜，也可以说是实至名归，但是他在驾驭这个主旋律题材时的表现的确是卓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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